当前位置: 2007.com >> 学术快递 >> 正文

论“除目”及“除目流布”背后的政治传播

发布者: [发表时间]:2019-07-05 [来源]:澳门太阳集团2007网站新闻与传播学术前沿 [浏览次数]:

论“除目”及“除目流布”背后的政治传播


作者 | 刘晓伟


内容提要


有关除目的性质,尚未有定论。从文献记载看,除目并非中国古代官报,而是官吏的人事任免信息,经常成为邸报的内容。除目事涉人事机密、注重保密性,可以经由商议决定,并且有可能被“封还”。这些都不符合古代官报应有的特征。从政治信息流动的角度看,除目的拟制有着严格的拟制主体和拟制程序规定,并且具有一定的纠错程序。除目的公布主要由官文书、邸报和“小报”三种媒介途径构成。适度的人事政治信息流动有助于士大夫阶层内部的信息沟通和互动,同时起到了内部舆论监督的作用,有利于塑造士大夫阶层的共同体意识,巩固封建王朝的统治。


关键词


古代官报 除目 政治传播


正文


除目是中国古代官报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但除目究竟为何物,新闻学界历来杂说纷纭,未有定论。本文拟在对已有成说进行剖析的基础上,从考察除目背后的政治信息流动等角度入手,对除目的性质及其背后的政治传播作一论述。


一、问题的提出


除目是中国古代报刊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话题。除目究竟是古代官报的一种,还是古代官报的代称,亦或根本不是中国古代官报,历来的研究中存在一些争议。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概括如下:


第一种,除目是古代官报的一种。如《新闻传播百科全书》的界定:“除目是中国古代报纸的一种称呼,专指以传播官吏任免升迁为主要内容的封建官报。除,拜官授职;目,目录、条目。除目,也即官吏任命、升迁的名目。这是官报内容的重要部分,也是热衷于仕途的官绅们读报时最为关注的部分。因此,具有这部分内容的官报有时也被称为除目。”方汉奇指出:“除目。除,拜官授职;目,条目、目录。两个字合起来,可以解释为官吏任命、升迁的名单。这是邸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热衷于仕途的朝野官绅们读报时最为关注的那一部分,因此,邸报也被有些人别称为除目。”


第二种,除目是古代官报的一种别称。甘惜分在《新闻学大辞典》中指出,邸报在古代文献、古典小说和古代文人的著作中,它也被别称为邸钞、邸抄、阁钞、杂报、朝报、京报、钞报、进奏院状、进奏院状报或除目。


第三种,除目并非中国古代官报。姚福申指出,“除目”就是现在所说的官吏任免名单,它可以是朝报或邸报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本身并非古代封建官报,把“除目”视为古代官报的一种名称,纯属误会,应从封建官报的名录中删去才对。


在上述三种认识中,姚福申明确指出除目并非邸报,而前二种观点都比较含混,一方面称除目为邸报的一种或别称,但同时又说除目为邸报的内容,载有这部分内容的邸报才叫除目。之所以语焉不详,主要是缘于学界对除目与邸报的关系缺乏系统的梳理。


姚福申认为除目并非中国古代官报,而是官吏任免名单。在阐释其中的缘由时,姚福申以《新五代史·刘廷朗传》中“乃令文遇手书除目,夜半下学士院草制”,以及《邵氏闻见后录》中“帘中出除目:吕公着司空”两例为证。但姚福申对既然除目不是邸报为何又会与邸报混同,除目由谁拟制并以何种形式传播等问题未作说明,因此阐释力度尚有不足。并且,单纯说除目是任免名单也不完全准确,实际上除目的内容并不仅限于条目式的官员名单。结合文献中的记载,本文力图阐释除目与邸报的关系,对“除目流布”背后反映出的中国唐宋时期政治信息流动和政治传播特点等问题,做出进一步的阐释。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研究的除目以唐宋时期为主,主要原因是除目一词主要在唐宋时期使用,对考察除目与邸报的关系具有典型性。同时,因学界前辈的相关研究中对元明清时期的史料有所涉及,本文对此也有所勾陈探讨。


二、关于除目的基本认识


上滑


本文认为,除目不能简单的等同于官员任免的名单条目,实际上官员任免的文书内容也被称为除目,因此以人事任免信息来概括除目的内涵更为允当。除目是官员的人事任免信息,可以经由皇帝和大臣反复商议决定,也可能议而不决,并且有可能变更。官员任免的结果确定后,即予以拟制,形成的人事任免内容称为除目,又称为除书。作为人事任免信息,除目可以出现在官文书中,也可以出现在邸报、小报等媒介中。鉴于后文多有涉及除目并非邸报的问题,本节主要证明除目是官员的人事任免信息的问题,举四例为证。


其一,载于《宋史》列传第七十五:


中书尝进除目,数日不决。帝曰:“当问王安石。”介曰:“陛下以安石可大用,即用之,岂可使中书政事决于翰林学士?臣近每闻宣谕某事问安石,可即行之,不可不行。如此则执政何所用?恐非信任大臣之体也。必以臣为不才,愿先罢免。”


此例中,宋神宗对除目未下决心,要求中书省以此事询问王安石意见,遭到唐介等中书省官员的坚决反对。除目虽尚未交付王安石,但除目可以商议决定可见一斑。


其二,载于宋代王巩的《闻见近录》,记载的是当事人的见闻,生动反映了宋神宗与大臣商定除目的场景:


神宗一日召执政诣天章阁,而吴雍与震预召,时为中书检正官也。及对,及议官制除目。初,执政进呈三省印,上曰:“始欲以金,而今御宝乃金也,涂金可耳。”执政既进除目,上笑曰:“三省、密院官,姑置之。”乃议吏部而下,及某官除某乙,则俾雍、震互书之。至太常少卿,上曰:“此必慎择人。”执政屡荐名,皆不应上意。至礼部郎中。则曰:“此南宫舍人,非他曹可比,可除刘挚。”至著作郎,则曰:“此非苏轼不可。”少选,上默久之,曰:“得之矣,太常少卿可除范纯仁。”


此例中,宰相进除目,宋神宗对官员人选一一议定。中间有太常少卿一职,宰相推荐数人都不称宋神宗之意,最终由宋神宗经反复思量确定为范纯仁。议定的除目由两名中书校正官共同记录,以防错漏。


其三,载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六十五,元佑六年(1091年)闰八月,垂帘听政的宣仁太后和吕大防、苏辙等人商议官员任免事宜。苏辙以防止形成朋党为由反对任命蒲宗孟为兵部尚书,宣仁太后将相关人选暂时搁置,认为“不如且静”,除目议而未决,众大臣“卷除目持下”。


其四,再举一个元朝的例子,出于《元史》列传第三十:


台臣尝奏除目,文宗以笔涂一人姓名,而缀将作院官闾闾之名。自当言:“闾闾为人诙谐,惟可任教坊司,若以居风纪,则台纲扫地矣。”文宗乃止。


此例中,元文宗在台臣上奏的除目上作了一个修改,想替换为闾闾,但受到时任治书侍御史的自当的反对而作罢。


比照同时期日本文献的一些记载,更可彰显除目所指的是官员的任免,而非古代官报。在日本平安时代(公元794-1192年)的随笔文集《枕草子》(约成书于公元1001年,宋真宗咸平四年)中对“除目”有很多记载,兹举一例:


除目のほどなど、内里わたりはいとをかし。雪降りこほりなどしたるに、申文もてありく。


译者林文月对这一段大臣们为了能够“除前官之任,而就新职”,在除目发表之前到处活动情景有过生动的翻译:“叙官除目时节,宫里头可就更有意思了。大雪纷飞,天寒地冻中,人人捧着自荐书奔走。”


在《枕草子》的记载中,“除目”即是除授的活动,与邸报并无关联。这与唐宋时期我国“除目”的含义是相近的。对此,《枕草子》的早期译者周作人也曾作出过注解:


除目系用中国古语,除谓除旧官,后转称拜官曰除,除书曰除目,犹后世所谓推升朝报。唐人诗云:“一日看除目,三年损道心。”日本古时除官,有内外之分,正月九日至十一日,为地方官任免日期,文中即指此事。


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除目”是官员的人事任免信息,断不是邸报。宋史学者邓小南曾经对个中关节予以揭示:


除授的结果,即“除目”。由朝廷发送邸报,通知百司各方,石介在嘉州时,曾见到载有除目的邸报,得知“张叔文由御史台主簿改著作佐郎,依旧在台”,因而赋诗一首,内有“惊闻除目到遐荒”句。除目公布后,臣僚仍然可以提出批评、改罢意见。


邓小南的说法并不完全准确。从上述例证可知,在商议的过程中,已经以“除目”相称了,并且没有形成除授定论的,也被称之为“卷除目持下”。可见,除了除授结果外,商议中的除授名单也可以称作是“除目”。只是载入邸报的,的确是除授的结果。实际上,除了宋史学者的论断之外,文献中也有明确记载古人“读邸报”时读到“除目”的史料,更足以确证除目是刊载于邸报中的内容:“某兹读邸报,窃审辞庞帅藩冠班殿,先皇帝延登翰长,待之以江彦章綦叔厚之伦,新天子尊礼宫端,叶之以蔡君谟苏子瞻之职,除书一播,舆论交归。”这段记载出自刘克庄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明确写到了自己在读邸报的时候看到了有关蔡君谟(蔡襄)、苏子瞻(苏轼)的任命消息,认为任命允当,遂有“除书一播,舆论交归”之语。



三、除目与邸报关系的澄清


上滑


那么,除目并非邸报,如何又被误会为邸报呢?这恐怕与古代诗词以及一些文献中记载的模糊性有关。梳理既往的研究,学界将除目作为邸报的证据主要有四个,在此列举如下,并逐一加以驳正:


(一)古代诗词文章中对除目与邸报的混用


在古代诗词文章之中,屡见“除目”“除书”二字。比如《容斋随笔》中曾有“黄纸除书”条,专门言及“乐天好用黄纸除书字”,谈论白居易诗中喜欢使用“黄纸除书”一词的现象。古代诗词中还常有诗歌标题为读邸报,而内容却又谈除目的。这自然给今天的研究者带来了很大的困扰。比如孔正毅指出,在宋人看来邸报即除书、除目,三者是同样的东西。他所采用的例证即两首宋诗,其一是宋代诗人薛季宣《读邸报二首》之一:“大漠烟尘静,三公计画奇。定安唐庙貌,行复汉宫仪。捷奏腾千里,除书满四维。自然禽颉利,蚤晚赞无为。”诗歌的标题是“读邸报”,而内容却说“除书满四维”。其二是宋人石介的《嘉州读邸报见张叔文由御史台主簿改著作佐郎依旧在台》诗云:“惊闻除目到遐荒,病眼偏明喜倍常。古节如争台柏直,青衫新惹阁芸香。中庐夜宿群经蠹,北户朝趋满简霜。主簿虽卑官渐紧,近来应有谏书囊。”标题上说“读邸报”,而内容却是“惊闻除目”。


从除目和邸报的关系来看,此问题不难解释。古人所述实质是在邸报中看到了除目,只是囿于诗词的文字格律限制,亦或在古人看来这根本不成其为问题,故而未作交代。其实在诗词之中也存在证明除目并非邸报的例子,但却为学者所忽视,其例见于明末清初大学者钱谦益的《初学集》卷十六《有客》诗:“有口未缄只可饮,此身已隐更何云。山堂近有三章约,邸报除书《骂鬼文》。”


诗中,钱谦益明确的将邸报、《骂鬼文》(东方朔的佚文)和除书(即除目)并列为不愿谈论的三个话题,以此可证除目并非邸报。就笔者所见史料来看,钱谦益这段话则是化用了宋代词人刘克庄的《沁园春·寄竹溪》:“老子衰颓,晚与亲朋,约法三章。有谈除目者,勒回车马,谈时事者,麾出门墙。已挂衣冠,怕言轩冕,犯令先当举罚觞。”结合刘克庄的原词来看,除目与原词中的“时事”并列,也可凸显除目、“时事”都是邸报中的内容。并且,钱谦益将除目与邸报并列并非是仅见于此诗之中的孤例,在其笔记文章之中也有类似的使用,载于《有学集》卷四十五:


启、祯之间,风气益变,盟坛社矗奔走号跳。苞苴竿牍,与行卷交驰;除目邸报,与文评杂出。訞言横议,遂与国运相终始。以选文一事征之,亦当代得失之林也。


此例中,他再次将除目与邸报连用,并且与“苞苴竿牍”对仗。“苞苴竿牍”代指夹带礼品的书信,以此类推,可知“除目邸报”应指刊载有除目的邸报。


(二)赵翼《廿二史札记》中所说的“除目朝报”


第二个常见证据是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十六《旧唐书原委》称:


唐长兴中,史馆又奏:“宣宗以下四朝未有实录,请下两浙、荆、湖等处,购募野史及除目朝报、逐朝日历、银台事宜、内外制词、百司簿籍上进,若民间收得或隐士撰成野史,亦令各列姓名请赏。”从之。


在这条史料中,赵翼将“除目朝报”并称,被学界视为是除目即是朝报的关键性证据之一。赵翼所提及的“除目朝报”,主要依自《旧五代史》和《五代会要》,在此对照原文如下。


其一,《旧五代史·唐书》明宗本纪记载:


宣宗已下四庙未有实录,请下两浙、荆湖购募野史及除目报状。从之。”


其二,《五代会要》卷十八《史馆杂录》记载:


伏乞特降诏旨,委各于本道采访宣宗、懿宗、僖宗、昭宗以上四朝野史,及逐朝日历、除目、银台事宜、内外制词、百司沿革簿籍,不限卷数,据有者抄录进上。若民间收得,或隐士撰成,即令各列姓名,请议爵赏。


对比可知,所谓“除目朝报”在《旧五代史》中为“除目报状”,而在《五代会要》中则仅提及“除目”,并未提及报状。个中缘由,可从两个层面予以认识。


其一,《五代会要》的史料更为原始。从成书时间角度看,《五代会要》成书于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年)。撰者王溥是五代汉进士,授秘书郎,在周为官至中书侍郎平章事、左仆射,对五代制度见闻较切,因此史料比较详实。《旧五代史》的编纂始于宋太祖开宝六年(973年)四月,至次年闰十月成书。并且原书已佚,现行本是清乾隆四十年(1775年)时的辑本(赵翼的《廿二史札记》成书于乾隆六十年)。因此,《五代会要》中的记载应更近于原始文献。当时,后唐史馆修唐史,但唐末档案和史料散落,于是面向社会购募,但“敕命虽颁于数月,图书未贡于一编”,只能上书朝廷要求再下敕命,向受战乱影响较小的南方搜寻史料。《五代会要》中并未提及“报状”,这里的除目所指的是官员任免信息。对于修史而言,这是极为重要的史料。该史馆要求诸司上报留存的材料中,即包括“京百司长官、刺史以上除授”,可为映证。


其二,《旧五代史》中的“除目报状”应如何理解。所谓“报状”,姚福申曾经做过专门考证,指出其可以理解为“进奏院报状”的简称,还可以指牒报和录报,以及带有报告性质的上行或下行的官文书。而“朝报”仅是“进奏院报状”中的一种,在宋时不完全等同于进奏院报状,到明清时期,士人才将朝报、邸报和进奏院状报混同。再对照《五代会要》中的记载可知,《旧五代史》中“野史及除目报状”为比较笼统的写法。所谓“报状”并非是除目的互称,而更可能是对后文“银台事宜”的略称,是指与除目并列的史料。在五代之时,银台司主掌官文书的上传下达,以及进奏院报状的编行,因此,所谓“银台事宜”正接近于姚福申关于“报状”的解释。赵翼受明清时人影响,将“除目报状”写为“除目朝报”,已与原意有所偏离,今人再将“除目朝报”视为除目即朝报的佐证,则更不允当。


(三)谢肇淛《五杂俎》中“推升朝报”的记载。


明代谢肇淛在其著作《五杂俎》中对除目有过专门的解释:


一日看除目,三年损道心。除目,今之推升朝报也。其中升沉得丧,毁誉公私,人情世态,畔援歆羡,种种毕具。若恋恋于此,有终身丧其所守者,岂止三年损道心已耶?


谢肇淛提出的“除目,今之推升朝报也”之说,历来被视为是除目就是朝报也即邸报的关键佐证。方汉奇、孔正毅等学者皆曾援引这条史料。周作人在解释除目一词时,也是援引了此语中的部分内容。


但论者援引此例时,往往忽略了此说中的“推升”二字。考诸史料,类似于推升朝报的用法,在谢肇淛的时代还有一例,载于袁宏道《未编稿》卷一:


昨职等仰奉堂谕,因本司当该已除万全都司经历郭元,公论久愤,致令言官形之奏牍,此番推升,遂拟劣转。方职等拟官之时,本司都吏朱国梁率诸当该排闼而入,再四乞免郭元,职等不应,国梁悻悻而去。及榜出,国梁遂令坊间暗去郭元名字。今推升报中,竟无元名矣。盖卫官原系扣缺,多有一人两除者,而外间所凭,止据一纸刻报。


所谓“推升”,《明史》选举志有专门解释:“凡升迁,必满考。若员缺应补不待满者,曰推升。”可见,在明代,推升是一种破格提拔的方式。结合袁宏道在文中的用法来看,应也被用来泛指官员的任免。袁宏道所谓推升报,即刊载推升消息的邸报。事例中,郭元因涉私人恩怨,结果被朱国梁暗令民间刻报之人从对外公布的推升报中抹去其名字。这个记载清楚地展示了推升朝报的性质。


因此,谢肇淛所谓的“推升朝报”,应是载有推升消息的朝报,除目应理解为朝报中所载的官员任免信息。尽管在明代诗歌中,还可见到“除目”二字,但更可能是一种用典的修辞手法。其实在谢肇淛的这段史料中,所谓“今之推升朝报也”之说,已经隐含了时人并不熟悉“除目”为何物的意思。因此,退而言之,即使谢肇淛认为除目即刊载官员升迁信息的朝报,这也是一种明代人对唐宋时期除目性质的推断,并不能作为第一手证据。除目为何物,应以唐宋时期的史料为主要依据。


(四)孔正毅等学者提出的元代“除目说”


2010年,孔正毅在研究中补充了有关元朝“除目”记载的重要文献。他以《元史》卷一百二十八《姜卫传》的记载为例,指出姜卫作为行台御史大夫有向朝廷发表意见的义务和权力,每次收到“除目”之类的政府官报,都要和幕僚们就除目中的内容,进行议论,如觉得有不妥之处的,就一定要上书弹劾。而官文书的抄发对象只是当事人或者当事人所在的政府部门,具有特定的对象,而姜卫经常收到这类除目,因此这类除目不是官文书,只可能是承载公共信息的政府官报或邸报。同时,他还援引元朝人的文献记载和诗歌,指出诸条元代除目史料均是关于人事任免方面的信息内容。孔正毅的上述论断,对元代除目研究有着筚路蓝缕的贡献,但对这些证据却有着误读。


恰如孔正毅所揭示的,宋元时期的除目史料都是关于“人事任免”方面的。这绝非除目和邸报是“同物异名”相互代称所能解释的。这些表现其实正印证了除目就是官员任免信息,并非邸报。


实际上,在《元史》中还有其他有关除目的例证,能够更清楚展现除目的性质,即《元史》本纪第三十一中的两个记载,其一:“是月,文宗立奎章阁学士院于京师,遣人以除目来奏,帝并从之。”其二:“辛丑,文宗立都督府于京师,遣使来奏,又以台宪官除目来上,并从之。”


这两段史料中的事件具有较为特殊的历史背景。1328年,元泰定帝死,元廷出现内乱。元武宗次子图帖睦尔在大都自立为帝,是为元文宗。不久,其兄长和世剌在上都和林也宣布即位,是为元明宗。于是,元文宗表面上退位,奉兄为帝,第二年两人相会于上都之南,元文宗毒死元明宗后再次称帝。这两则记载中的事件发生于两人相会之前。元文宗名义上退位,但执掌大都事务,于是两次将拟定好的除目上报到上都,都得到了元明宗的同意。从中可以看出,既然是呈报元明宗并要得到他的同意,则除目断不是邸报,只能是官员任免信息。


正如前文所引,邓小南对除目发布之后仍可批评改罢的论断,已经解释了姜卫见到除目后的一些做法的合理性。邸报既然是发至“百司各方”,孔正毅所举例的姜卫自然能经常性地看到刊载除目的邸报。姜卫当时的职务是行台御史大夫,弹劾纠察正是其分内的事,自然可以对认为不妥的人事任命上书弹劾纠正。同时,孔正毅从官文书发放对象入手辨析除目性质的认识也是有误的,此点留待后文论述除目背后的信息流动和政治传播时进一步驳正。


在学术界之前的研究中,其实已经认识到了除目和邸报的关系。但比较可惜的是,邓小南、姚福申对此点到为止,并未交代依据或缘由,也未作深论。类似观点在孔正毅等学者的研究中其实也曾零星散见,但却都语焉不详,未敢定论,继而便转入除目即邸报的别称之类的含混话语之中了。在此,本文拟在前辈学者论断的基础上,从除目的拟制与传播等视角入手,对除目及“除目流布”背后的政治传播予以进一步的解析,此问题或可得到更好的揭示。



四、除目的拟制规程与政治信息流动


上滑


除目中所反映的是封建王朝中的核心人事机密,其信息拟制过程自然被严加控制。从政治传播的角度看,除目的拟制有着严格的拟制主体和拟制程序规定,并且在政治信息流动中具有一定的纠错程序。


(一)除目的拟定主体与程序


五代时期除目的拟定程序为“(除目自)中出”或“宰相奏拟”,换言之,皇帝为拟定除目的最终决定者。在程序上可以直接“中出”除目,或者宰执大臣也可拟制除目奏请皇帝同意后执行。胡三省在注《资治通鉴》时,曾经明确指出了这一点,见于《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八十天福元年(936年)五月庚寅条:


李崧请急在外,薛文遇独直,帝与之议河东事……帝意文遇当之,闻其言,大喜,曰:“卿言殊豁吾意,成败吾决行之。”即为除目,付学士院使草制。〔御笔亲除付外行者谓之除目,其经宰相奏拟而行者亦谓之除目〕


文末引号中即为胡三省的注,明确指出了“御笔亲除”或“宰相奏拟”的谓之除目。当然,这里并非指只有皇帝和宰相本人才能拟制除目的内容,职能相关的文官也可参与拟制,具体而言,即可草拟“御笔亲除”的翰林学士,可草拟“宰相奏拟”的中书省官员等。在宋代,扩充到枢密院大臣也可以参与商议职权相关的除目。举三个例子为证。


其一,见于《宋史》列传第七十九:


元丰官制行,震与吴雍从辅臣执笔入记上语,面授尚书右司员外郎,使自书除目,举朝荣之。


当时,王震的职务为中书检正,具有草拟除目的资格,所以获得了“自书除目”的荣耀。


其二,见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十七咸平三年(1000年)庚午条:


以职方郎中、直秘阁黄夷简为光禄少卿,主客员外郎、直史馆曾致尧为户部员外郎。先是,宰相张齐贤荐夷简、致尧宜掌诏命。尝有急制,值舍人已出院,即封除目命夷简草之,议者以为不可。


此例中,黄夷简时为光禄少卿,主要职责是掌管祭祀、朝会、宴乡酒醴膳羞等。但宰相张齐贤有意荐拔,在中书舍人不在的情况下,命他草写了时间要求紧急的除目,结果被人议论为不当之举。


其三,是出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六十元丰八年(1085年)十月丁丑条,记载如下:


初,中旨除朝议大夫、直龙图阁、知庆州范纯仁为左谏议大夫,朝请郎、知虔州唐淑问为左司谏,朝奉郎朱光庭为左正言,校书郎苏辙为右司谏,正字范祖禹为右正言,令三省、枢密院同进呈。太皇太后问:“此五人何如?”执政对:“协外望。”章惇曰:“故事,谏官皆令两制以上奏举,然后执政进拟,今除目从中出,臣不知陛下从何知之,得非左右所荐,此门不可浸启。”太皇太后曰:“此皆大臣所荐,非左右也。”


在该例中,除目自“中旨”(皇帝不经中书门下省直接下达的旨意)下达,当时宣仁太后垂帘听政,章惇认为惯例上除目都是“执政”草拟后由皇帝决策,而当时“除目从中出”,质疑宣仁太后是否采信了其他渠道提供的人事信息,因此表达了不满。结果宣仁太后予以否认,但最终任命时未能全部任命,范纯仁改为天章阁待制,范祖禹改为著作佐郎。


在此例中,章惇的质问引起了朝臣的一波舆论反弹,主要原因在于章惇当时任知枢密院事,在商拟除目方面亦有越权之处。因此,章惇遭到监察御史王岩叟、侍御史刘挚等人的攻击。当时的侍御史刘挚的上书中对除目拟制的主体有着详细的论述,同时也深入阐述了宋代对除目拟制主体严格规定的意义所在:


臣窃睹自来朝制及近降官制格,凡差除,有中书进拟者,有枢密院进拟者,有三省、枢密院同进者。盖建官分职,各有所治,法无相参也。三省、枢密院同取旨者,似止于差除帅臣、边镇大吏、内臣近上差遣而已。今差谏官、罢侍讲,不识枢密院何为而预也,外言籍籍,皆以三省容纵密院侵紊政体,莫不疑异。臣窃谓国家所恃者在纲纪,大臣所宜守者在名分,纲纪正于上,则下无邪志;名分治于下,则政无多门。一有夺移,何患不起?朝廷今日正当尊强君道,谨守祖宗法制,严臣下之名分,以消压权僭之心。今废置官吏,陛下大政;而三省之事,枢密院本非其职,踰法出位,横造议论,公然犯分。臣恐积微至着,交乱官守,渐行私意,以害政事。上则陛廉之等慢,下则倾夺之患生,杜渐防微,实系国体。


从中可以看出,宋人把“差除”视为涉及“国体”的大事,在信息渠道控制上尤为关注,其拟制主体有严格的规定,各类官员拟制信息流动渠道分明,防止“横造议论”,政出多门,对政事产生冲击。


(二)除书的起草与内容


除目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官吏任命的名单条目。除目在商议阶段,以条目的形式出现,但确定除授结果之后,唐宋时期多由中书舍人负责草拟除书,这个环节在唐宋时期称谓多有变化,可以称之为“草词”“行词”或“书行”等等,其实际就是由中书舍人起草文书,然后“书名行下”。除目的内容也远比条目丰富。这也是除目能够广为传播,为士人所关注的重要基础。


前文已述,《容斋随笔》中称白居易在诗词中喜用“黄纸除书字”,实际上白居易曾经撰写过大量的除书,很多保存于《白居易集》中,在此选择较为简练的一则《裴廙授殿中侍御史制》予以例证:


敕:某官裴廙:贞观初,张行成为殿中侍御史,纠劾巡察,时以为能。朕思宏贞观之风,故选御史府官,亦先其精敏刚正者。以尔廙动循道理,语必信直,励其志节,有类行成,因授厥官,无忝吾举。可殿中侍御史。


这个除书涉及了历史掌故,选官标准,以及被任命官员的品行评价,皇帝对于该官员的期望等,用词简洁,语句典雅。从中也可看出,草拟除目需要熟悉典故和吏制,并有相当的文字功力,并非易事。并且,除目内容往往因起草者的文风而异,曾巩的《元丰类稿》中曾言:“方除目填委,占纸肆书,初若不经意,午漏尽,授草院吏上马去。凡除郎御史数十人,所以本法意,原职守,而为之训敕者,人人不同,咸有新趣,而衍裕雅重,自成一家。”


除目在草拟过程中,不但文字水平要求高,为了保密,在时间上的要求也比较急。南宋时期的洪迈记载:“中书舍人所承受词头,自唐至本朝,皆只就省中起草付吏,逮于告命之成,皆未尝越日,故其职为难。”欧阳修曾抱怨:“然予方与修祖宗故事,又修起居注,又修编敕,日与同舍论议,治文书所省不一,而除目所下,率不一二时,已迫丞相出。故不得专一思虑,工文字,以尽导天子难谕之意,而复诰命于三代之文。”宋代王禹偁在诗词中也曾回忆草拟除目“词头”时担心耽误时间的经历:“制历无多事,[自注:阁下有制历当直舍人,如无除目,书名而出。]词头每怯迟。”当然,到南宋之后这种时间要求有所松弛,有记载说:“南渡以来,典故散失,每除书之下,先以省札授之而续给告,以是迁延稽滞。”


正因为除目并非简单的条目,而是有着丰富的内容,在时间上也有要求,所以要求起草者熟练掌握经籍典章、职官制度,具有相当文字素养。这里对于文字水平的要求并不是以文采为要,而更多地是要求才思敏捷,用词典雅,符合规制。因此,一些擅长草拟除书的官员在史书中留有盛名。在唐代,《新唐书·杨炎传》曾有记载:“(杨炎)迁中书舍人,与常衮同时知制诰。衮长于除书,而炎善德音,自开元后言制诏者,称‘常杨’。”在宋代,长于草拟除目的“倚马之才”尤为士人所推重,史籍文献中多有记载。宋初官员陈知微长于草拟除目,被赞为“虽无奇采,而平雅适用。一日,进改群官,除目纷委,适当知微次直,思亦敏速”。宋末王应麟被赞之为“若行云流水”,“公四入中书,遍行诸房词命,方除目填委,他舍人搁笔不下,公独从容授之,若行云流水,悠然泛然而莫知其纪极者”。


(三)除目的“封还”


除目事涉人事变动,负责拟制的官员如果对拟升迁的官员持有意见,就有可能拒绝拟制文稿。这是唐宋时期文书制度设计中的重要环节,也是考察“除目”信息流动中的重要一环。兹有两例为证:


其一,见于《宋史》列传第一百三十五:


初,本中与秦桧同为郎,相得甚欢。桧既相,私有引用,本中封还除目,桧勉其书行,卒不从。


此例中,吕本中与秦桧有故交,秦桧要求其“书行”。但对秦桧私自引用的官员,吕本中坚持予以“封还”,始终不肯屈就秦桧。


其二,见于《宋史》列传第一百五:


(彭汝砺)方居家待罪,得确谪命除目草词,曰:“我不出,谁任其责者。”即入省,封还除目,辨论愈切。谏官指汝砺为朋党,宣仁后曰:“汝砺岂党确者,亦为朝廷论事尔。”


此例中,彭汝砺不满蔡确被无辜陷害,上疏直言未果。当朝廷命令他草拟谪贬蔡确的除目草词时,他坚持原则,予以“封还”。


这两个例子中,吕本中、彭汝砺都是时任中书舍人,拟定除目为他们的职责,故而能够有机会“封还”。吕本中和彭汝砺通过“封还”除目的举动,表达了自己对任免官员的意见。


(四)除目拟制中的信息保密性要求


除目关涉人事升迁贬黜事宜,对于信息保密性的要求非常之高。这种信息的保密性要求主要体现在商议除目以及草拟除目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大除授的时候,有“锁院”或“锁宿”的要求。宋宁宗时期,因出现閤门舍人读错宰相任命文书的事故,皇帝即令:“今后宣麻人与学士同锁宿,点句与之,以便宣读。”从中可见“锁宿”制度到南宋依然施行。有关除目拟制中的保密性要求,兹举两例为证。


第一例,见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十五天禧四年(1020年)六月丙申条中有关“寇准罢相”前政治斗争的记载:


谓等益惧,力谮准,请罢准政事。上不记与准初有成言,诺其请。会日暮,召知制诰晏殊入禁中,示以除目。殊曰:“臣掌外制,此非臣职也。”乃召惟演。须臾,惟演至,极论准专恣,请深责。上曰:“当与何官?”惟演请用王钦若例,授准太子太保。上曰:“与太子太傅。”又曰:“更与加优礼。”惟演请封国公,出袖中具员册以进上,于小国中指莱字。惟演曰:“如此,则中书但有李迪,恐须别命相。”上曰:“姑除之。”殊既误召,因言恐泄机事,臣不敢复出。遂宿于学士院。及宣制,则非殊畴昔所见除目。


从这个记载可以看出,皇帝与丁谓商议寇准罢相一事,结果“误召”晏殊,后又召钱惟演共同议定除目。寇准罢相一事发生于天禧三年,即1019年,晏殊时为太子舍人、知制诰、判集贤院。这个职位既不属于草拟“御笔亲除”的翰林院,也不属于负责起草“宰相奏拟”的中书省。宋真宗召晏殊商议除目,因草拟除目非晏殊的职责所在,晏殊不敢参与。因此有“误召”之说,晏殊主动回避此事,并保守机密。而被宋真宗后召入宫的钱惟演时为翰林学士,正是负责草拟“御笔亲除”,所以符合制度。尤为要注意的是,晏殊因自己被误召,怕泄露机密,留宿于学士院中。其后,公布的除目与晏殊所见不同。


第二例,见于宋代王巩的《闻见近录》中的记载,当时宋神宗和大臣议定除目之后,特别交代:


“朕与高遵裕期,某日当下灵武,候告其捷,当大庆赍。至是,官制可行,除目可下。”仍戒之曰:“外人有知者,不过卿等数人,勿泄耳。”又命执政戒雍、震。


在这个例子中,宋神宗在议定除目之后,特别交代大臣对除目切勿泄密。并且,对于记录除目的中书校正官吴雍与王震还不是很放心,特别交代执政大臣对两人进行再次告诫。



五、“除目流布”与政治传播


上滑

除目在草拟阶段要求严格的保密性,但除授结果确定后,则需要在士大夫阶层中予以公开。在古代文献典籍之中,“除目流布”“除书初播”“除目播腾”等相类似的词语屡见不鲜。除目的公布主要有三种媒介途径构成,这其中有统治者允许的官文书和邸报两种公开的媒介途径,也有统治者所不乐见的“小报”传播的媒介途径,具体分析如下:


(一)官员任免的官文书


官文书是承载除目的第一种媒介。载有除目的官文书准确地传达至官员任职的场所,其目的是作为交接凭证,保障官员顺利上任。由于时代久远的因素,官文书和邸报两种媒介的传播过程往往不能完整记录下来,也由此导致了一些误读出现。比如,孔正毅在研究元代除目的时候提出过一个疑问,即如果除目是官文书,则只能送到个人手中,而不会送到姜卫等其他官员手中,以此认为除目就是邸报。实际上,除目送到个人手中作为凭证上任的例子很多,兹举一例:


时隆州司马房嗣业除益州司马,除书未到即欲视事,又鞭笞僚吏将以示威,景俭谓曰:公虽受命为此州司马,而州司未受命也,何藉数日之禄,而不待九重之旨,即欲视事不亦急耶?……俄有制,除嗣业荆州司马,竟不如志。


从中即可看出,除书所指的就是“九重之旨”,是房嗣业凭以上任的官文书。房嗣业除书未到就想掌管事务,结果受到杜景俭的抵制,最终到的除书与传闻的任命竟然不同。官文书在传达除目时,传播中心为了控制的目的,要求把政治信息从政治中枢准确传达至政治系统的一端。这种讯息的“传递”,以点对点的准确传播为目的,具有权威的控制性。当然,从此例中也可看到,房嗣业在正式的官文书到达之前,就已经知道了对自己的任命信息,这也说明官文书并非除目的唯一传播途径。


(二)载有除目的邸报


邸报是刊载除目的重要媒介。宋代从拟定除目到刊载于邸报的流程在史料中有迹可循:经由“御笔亲除”或“宰相奏拟”确定除目,公布的除目经门下省所属进奏院抄录为邸报,然后发往在京各部门和地方,使之周知于官僚系统。在《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之五一中对此其实已有交代:


国朝置都进奏院,总天下之邮递,隶门下后省。凡朝廷政事施设、号令赏罚、书诏章表、辞见朝谢、差除注拟等合播告四方令通知者,皆有令格条目,具合报事件誊报。


该记载明确提出了“播告四方令通知”的要求,亦即要求将“差除”的内容录入邸报,为士大夫阶层所周知。这种媒介途径下的政治信息传播,不仅是要提供给士大夫阶层共同的信息,也是对任免对象和受传者政治身份的一种政治“确认”。


(三)小报中的除目信息


需要指出的是,除目是官僚士大夫阶层最为关心的人事信息,官文书和邸报的发布都有一定的规制要求,在时间上显然无法满足他们迫切获知信息的需要,刊载除目消息的“小报”也就应运而生。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中介绍“小报”来由时,引用了《海陵集》中的内容,所涉的多是“某人被召,某人罢去,某人迁除”之类的人事变动消息,“往往以虚为实,以无为有。朝士闻之,则曰已有小报矣”。从中可见,除目正是小报的重要内容。


小报中的除目信息流动,不受封建统治者的欢迎。对封建王朝的君主来说,有效控制政治信息通道,是分官设职的目的所在,也是维护并强化君权的基本手段。这种小报私下“漏泄”人事消息的行为自然也为正统的士大夫所不齿,朱熹就曾对“除授小报”泄露消息提出批评:


给事中初置时,盖欲其在内给事。上差除有不当,用舍有不是,要在里面整顿了,不欲其宣露于外。今则不然,或有除授小报纔出,远近皆知了,给舍方缴驳,乃是给事外也。这般所在,都没理会。


由于士大夫阶层对除目信息高度关注,同时得益于传播媒介途径的广泛,除目信息的传播速度是很快的。诗句“一纸除书下九重,凌晨传徧棘闱中”,就写出了士大夫阶层中除目信息流传的快捷程度。


政治传播是政治共同体的政治信息的扩散、接受、认同、内化等有机系统的运行过程,是政治共同体内与政治共同体间的政治信息的流动过程。除目公布于士大夫阶层内部,构成了官僚阶层内部的政治传播。士大夫阶层通过阅读除目,得以知悉朝廷人事变迁,掌握官场动态。通过公布的除目,即使身处边远地区的士大夫也能得以获悉官僚的变迁,掌握官场现状。有的士大夫遥寄诗词相贺,与相熟的官员形成互动,巩固同僚情谊。《送王嘉叟编修》诗中有云:“手揩老眼看除目,一迁一去知谁荣。南昌别驾亦不恶,三王高阁寻宗盟。吴江漫漫楚天阔,羡君一叶春舟轻。”正是士大夫阶层通过除目信息关注官场变迁,相互唱和的写照。此类的诗句常见于唐诗宋词之中,兹不赘述。在封建科举制度之下,荣登除目对于醉心于官场的士大夫阶层来说近乎是人生价值的意义所在。因此,除目在邸报中的政治传播意义,类似于现代传播学中所说的将人们(这里是士大夫阶层)以团体或共同体形式聚集在一起的神圣典礼,是共同信仰的创造、表征与庆典。除目的传播过程,转化为了士大夫阶层共享文化、分享庆典的过程,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巩固了士大夫阶层的共同体意识。


同时,由于除目广泛的传播性,封建王朝统治者在拟制除目时,本身也包含了通过“除目流布”褒贬官员,接受舆论监督的意图。有段史料值得特别关注:


凡是百司之长兼副贰等官,及两省供奉之职,并因察举劳效,须加奖任者,并宰臣叙拟以闻,其余台省属僚,请委长官选择,指陈才实,以状上闻。一经荐扬,终身保任,各于除书之内,具标举授之由,示众以公,明章得失。得贤则进考增秩,失实则夺俸赎金。


这段史料中揭示出一个重要信息,褒贬得失是“除目流布”的一项重要政治功能。在这个过程中,士大夫阶层视之为得当的官员任免信息能够获得舆论好评。所谓“除书初播,舆望交归”, “除书一下,舆论佥谐”, “除目一传,公议佥允”, “除目播腾,舆情欣属”等屡见之词,正是对除目颁布后舆论公议予以普遍肯定的情况的记述。舆论公议褒扬得当的官员任命,认为这有益于昌隆朝廷的威望,有助于维系统治。


同时,一些不恰当的官员任免消息也会受到官员的舆论非议,此类的事例也屡见不鲜,所谓“除目一下,舆论沸腾”, “除目传播,甚骇物听”, “除目一颁,众听咸骇”, “除目一传,必致群言交上”等记载,所反映的正是舆论对公布的除目不满的种种表现。一些洁身自好的士大夫甚至会因为舆论公议,不愿接受对自己的任命。南宋状元王佐因平定“茶贼”起义而晋升官职,但他在给宰相的信中却予以推辞:“佐本书生,历官出处自有本末,未尝得罪于清议。今乃蒙置诸士大夫所不可为之地,而与数君子接踵而进,除目一传,天下士人视佐为何等类,终身之累,孰大于此”。在这段材料中,王佐竟然因为担心舆论非议其升官路径不是士大夫从文职得官的正途,而对自己的任命多有抱怨,正反映出“清议”在除目信息方面所发挥的舆论监督作用。



六、结语


上滑

综上梳理可见,前人有关除目的研究中,多有引用诗文材料为证的。这是“文史互证”方法在新闻史研究领域的运用。所谓“文史互证”,指以史释文和以文证史,古代已有,近代以来尤以陈寅恪、邓之诚等学者所倡导。在古代新闻史研究领域,由于史料的匮乏,“文史互证”已属常用的方式。然则“文史互证”中的风险,亦必予以重视方能确保立论之准确。除目公布媒介渠道的多样化,特别是诗词小说等文学作品记载中的模糊化用语,使得后人对除目性质的解读产生了一定的误解,这是本文予以重点驳正的。除目并非邸报,而是官员的人事任免信息,而邸报中常常刊载除目。这即是邸报与除目的关系。


在考证除目究竟是什么的过程中,也得以窥见,虽然除目并非邸报,但却是邸报中最受士大夫阶层关注的信息,构成了封建官僚体制下权力信息流动中的一个核心点。传统中国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运作,围绕着对信息传递、政令颁行的控制而展开。讯息传递与政令指挥系统的运行,既落实了官僚责任制度,亦反映着政治权力的具体运作。在“除目流布”的政治信息流动中,权力中枢与士大夫阶层之间并非单向的信息传递,而是通过上下往复以及横向的信息流动钩织成权力信息网络。


在权力中枢那里,强力的信息控制与渠道分明的信息传递是其理想诉求。除目拟制涉及人事机密,对信息的控制成为必然。上文所述的宋神宗对参与拟定除目官员的再三告诫、晏殊知悉除目后的留宿、“锁院”制度等,都是权力中枢控制除目信息的表现。同时,人事信息不同于一般的政治信息,官员获得任命后,只有经过信息公开方能使朝野内外确认其任职的合法性,因此权力中枢必然要向社会特别是向士大夫阶层公开人事信息。特别是像任命宰辅重臣等“大除拜”中,经过“面受诏旨”“锁院草制”等谨密酝酿之后,会以朝堂宣读、“百官悚听”的庄严方式布告天下,保证任命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在信息公开过程中,信息公开渠道的失控则有可能对权力中枢的权威性构成冲击。因此,权力中枢对信息公开渠道的控制尤为重视。北宋天圣九年(1031年),宋仁宗针对进奏院官私自发行小报传递“除改”消息的问题,即曾经发布诏令鼓励告发,并对告发者予以奖赏:“诏如闻诸路进奏官报状之外别录单状,三司开封府在京诸司亦有探报,妄传除改,至感中外。自今听人告捉勘罪告停,告者量与酬赏。”通过官文书、邸报传递除目信息,杜绝朱熹所批判的“除授小报纔出”的问题,是权力中枢维护其权威性的重要表现。


有效的信息控制、严格的信息传播渠道自然是权力中枢的理想。但人事信息对士大夫阶层的巨大诱惑力,使得士大夫阶层对权力中枢拟定人事信息的窥视成为常态。正如前所述,古代新闻史中常见的“小报”的来由,即与“朝士”窥视除目信息直接相关。士大夫阶层通过“小报”等途径窥视除目,侵蚀了权力中枢在控制信息中的权威性。正如宋人周麟之在批评小报乱传“迁除”信息时所指出的:“他日验之,其说或然或不然。使其然耶,则事涉不密;其不然耶,则何以取信?此于害治,虽若甚微,其实不可不察。”同时,士大夫阶层在“除目流布”的过程中,还可以藉由“封还”和“舆论”“清议”等信息反馈机制制约权力中枢。权力中枢对适度的逆向信息流动也是允许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内部监督的作用,有利于巩固封建王朝的统治。除了纵向的信息往复之外,在除目信息流动中,还有士大夫阶层之间的横向信息流动。士大夫阶层在接受除目信息的过程中,通过唱和互动增进情谊,通过“舆论”“公议”臧否人事,在“除目流布”的过程中形成有效互动,有助于巩固士大夫阶层的共同体意识。这说明,在除目信息的流动中,并非单维度的从上至下的信息传递,其中既有通过“小报”溢出的信息,有上传权力中枢的逆向信息沟通,还有横向的信息交流,共同钩织成为封建权力的信息流动网络。


尽管除目并非邸报,但邸报却是“除目流布”的主要媒介之一。以此而论,“除目流布”背后所隐藏的权力信息网络,实际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古代官报在传播和接受过程中所钩织的权力信息网络图景。进而言之,本文对“除目流布”背后政治传播图景的揭示,拓展了古代官报研究的向度,即在传统的名物考证研究的基础上,从政治信息的传播主体与拟定流程、信息渠道的控制与反馈、信息的接受与效用等三个维度,提供了一种通向古代官报政治传播研究的路径。当然,囿于本文是在除目的名与实考证基础上生发,在这个研究路径的探索上还有诸多未尽之处,尚有待后续研究的努力。




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年第5期